文水商人独揽北京城干鲜果行的概况

岳寿椿

一、山西商人经商的历史

要想了解文水商人在北京城干鲜果行经商的概况，就必须先弄清山西人经商的历史。山西在历岁上文武人才辈出，显赫全国，特别是晋阳古城乃几代王朝建都之地，因此有帝王龙城之说。北宋立国为统一全国，三下河东才消灭了北汉，挟狠火烧、水灌晋阳城，潘仁美在唐明镇新建太原城，因嫉狠山西人而筑成丁字街借以斩断龙脉。从此，赵氏王朝在军政权位上对山西人谨予重用，在这种政治压力下，山西人不得不改弦易辙，另谋生活出路而经商为业。

自北宋以后，山西人到外地经商已经形成一种习惯，特别是到明洪武年间，山西冶铁业的发展，以及万历年间盐业、丝纺织业、手工业的兴起和发展，刺激了山西商业的兴盛。为了货物的输出输入，资金的流通，山西商人的足迹遍及全国。清朝时期，山西商人甚至远走海外（因山西商人善于经营理财，勤俭致富，发绩奇殊，而闻名全国）。

山西人外出经商，根据各自的不同条件各走一路，各经一行，如晋南人立足于西安、兰州、宁夏；晋北人掌握了内外蒙古的经济，有“东口至西口，喇嘛庙至包头，卡图库伦也要走”之说；祁县、太谷、平遥的票号操纵了全国经济命脉，又有“汇通天下”之称；灵石、介休人的古董、当铺，人称“神眼金晴”；汾阳人的丝绸、颜料行京津驰名；交城的皮毛商在华北可称谓“巧夺天工”；“北京城的干果行没有文水人就得关门”。这些情况说明山西人在全国商业界的重要性和历史性。

二、文水商人在北京干鲜果行经营的概况。

一九○○年八月十四日，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城，城内大多数商业关门，商人逃避一空，当时我祖父因家贫，回家无法生活，就和另外两个伙计冒着生命危险留在北京看柜摊子。当洋人攻入城内，从十六日到十八日公开抢劫三天，他们藏在厨房灰炕下，听到有中国人说话的声音，才敢出来。当时洋人虽然停止了杀人抢劫，可是这伙野兽找不到吃的，即使找到米面也不会做饭，就让我祖父（当时在北京东华门聚庆奎当伙计）为他们做饭，这样把店铺给保存下来，事后店东家因我祖父守柜有功，才当上了掌柜，并顶了二厘永远股分，从此家里才过上小康生活。我父亲、叔父都到过北京住过干果店（中途回家务农），就是我的两个弟弟都是十四、五岁就到北京的信义源，通瑞祥当了小伙计，直到解放。就按我家来说，从记忆算起，就有四代在北京干果行经商的家史了。

据文水冀周村七十八岁的武吉寿老先生说，他是北京“义聚昌”的掌柜，这个字号是冀周村武兴隆全族的股东。早在明朝，他们的老人是锡匠，在北京城做锡器，后来赠了点钱，开始摆干鲜果摊子，满清入京才发展成商店。其它老字号也都是由摊贩发展起来的。也有一些是一开始就是集股经营，股东多数是祁太人，后来有部分是旗人，仅两千两银子的资本就有几家。

干鲜果行最兴盛时期，是从慈禧太后执政起，最出名的字号，如菜市口的广益公，东华门的聚庆奎（我祖父住的字号）和同泰实，因这些字号都是做的皇宫和各亲王府的生意，柜上的人拿着皇宫发给他们的出入牌执，把玲珑美味花样悦人的糕点果品送进皇宫王府。这些字号的掌柜们也结识皇宫王府的达官贵人、执事太监，字号的地位相应提高了。例如有的字号在社会上发生了民事纠纷或违犯交通事故，被当地巡警衙门扣住人，只要求助于“聚庆奎”给宫里挂个电话，衙门就会把人放出来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
到了民国，北洋军阀盘据和日军占领北京期间，从前做皇宫王府生意的字号就逐年江河日下，生意的中心就移到前门大街和大栅栏地区。如前门的“同三益”、“福聚德”、“同泰德”、“信义源”，后门的“聚盛昌”、“聚盛公”，大栅栏的“聚顺和”、“长盛魁”、“永顺信”、“源信昌”及著名的批发商，如“义聚隆”、“义聚昌”、“瑞义祥”、“同瑞祥”、“隆景和”，还有后来居上的东安市场中的“稻香村”，西单的“桂香村”，这都是应运而起较著名的干鲜果店。这些字号的人员都在三、二十个人，连同一、二十个人的小字号，全北京大概有一百多家（两三个人的摊贩还不在此数）。这些商号完全由文水人经营。为了便于经营管理，当时北京城还组织了一个干鲜果行同业公会。解放前此会著名执事人，有岳村的刘俊卿、李玉珍，孝义镇的柳子润，北张村的陈忠甫等，这些都是干鲜果行的实权人物。

为什么文水商人能在北京控制干鲜果行吗？据文水岳村七十三岁的粟俊老先生谈，这首先得了解干鲜果行的性质，干鲜果行是以南货海味干鲜水果、蜜饯罐头、糕点糖品为主，外加付食杂货，在旧社会是商业界的下等行道。有钱人的子弟住的是票号茶庄、绸缎铺，只有穷人家的孩子才住这一行，不要底垫，只要能赚得吃饱肚子就行，文化程度要求不高，粗通文字就行。能写会算的培养三年后到账房，口齿流俐善于交际的培养跑外揽买卖，脑筋反映快，口算熟练善于应酬就练习站柜台，就是文盲也有用处，手巧心灵的到加工部学徒，到蜜饯、罐头、糕点看仓库，笨才也有活儿干，如担挑、肩扛、拉车送货（一皮车拉两千斤）。所以说，住干鲜果行，首先得能吃苦、肯卖力，这是文水人的第一条件。

其次，刻苦学习、钻研业务是文水人的第二个条件。当小伙计从进柜的第一天起，就得给掌柜们提茶壶、倒便壶、铺床叠被，到厨房打下手，一直干到新徒工来了为止，即能量材而用。如让你当写账、跑外、站柜台，必须在每天晚间上门吃饭后，在顶生意的掌柜的监督下，练习写毛笔字，打算盘，背诵斤称流法，小九九，货物价码，掌秤要诀（一秤即准）包货手法，商品陈列美观，一直到半夜。所以说，“三年要熬出个学徒工，好比投胎另转生。”

其三，负责任，服务态度好，以礼待人。从早上店门打开，不能顶走一个上门客，哪怕理两个铜板的生意，要笑脸相迎，笑脸相送，百挑不厌，童叟无欺。跑外的每天必须揽回能养活六个人以上的生意，送货上门，货真价实，决无漏洞，更不能堵绝一家老顾主，否则即赔礼道歉，取消跑外资格，并且做到耳目灵通、信息灵通。

当掌柜的要每早上市，掌握信息行情，就市做买做卖，做到商品流通绝不积压，掌握时令，啥能赚钱就卖啥。除正品外，冬天的糖炒栗子，夏天的冰激凌、西瓜，做到样品多种、可口美味，既能多赚钱又可多推销。如瓜子一项就有五香瓜子、酱油瓜子、油闷瓜子、甘炒瓜子、甜干炒瓜子；如桃仁能做桃酥、桃粘；如蜜枣有金丝蜜枣、松仁蜜枣。冰糖也按大块、中块、小块，糖沫外包其它物质制做各种小食。甚至于冬天卖手提火炉，夏天卖雨伞、雨靴，只要能赚分厘就集少成多。

商人是以赚钱求利为本，但必须求之有道，即讲信用。做生意一言为定，或赚或赔绝无悔意，如文水岳村岳昆湖在干果行专跑糖业，因他一生钻研糖的来路与质量，全北京糕点业都相信他经手的糖。南方来糖的货主更相信地评定糖的等级、价格，按货成交，或先进货后交款，双托两家，岳昆湖的跑糖业垄断了北京城。由于干鲜果行是贫寒子弟住的卑贱行道，即使当了掌柜的也从不骄傲，遇上什么困难也能克服，所以北京哈德门大街道“东利顺”的掌柜岳大湖聪明能干，富有经营能力，十九岁就破格当了掌柜而轰动了北京城。这就是当时文水商人所具备的第四个条件。

勤俭节约、吃苦耐劳，这是住干鲜果行商的人特色，也是当时文水商人所具备的第五个条件。学徒工前三年赚个饱肚子，还得垫衣服，年终给八元零用钱（买鞋袜手巾用），后三年量才而用，成了二把道。伙计年终给十至十二元，过年过节没有新衣服，就得在节前夜里，把身上穿的衣服洗干净，在厨房里烤干，第二天节日穿上，听掌柜的吩咐，向师兄们借上个大褂，到介绍人柜上拜节叩头。就是这六年的微薄的工钱，柜上也不准你随便动用，等到六年头上第一次回家，才如数拿出来，做为回家探亲的费用，如表现不好，店里随时向介绍人提出辞退出号。顶生意的掌柜，每年赚二十四元到六十元的工资，也一律存柜不得动用，无形中作了柜上的资金周转金。这虽然是一种剥削手段，但也是柜规，人人一律对待，这样养成勤俭节约吃苦耐劳的风尚。如掌柜的穿的棉袍破了，他也舍不得花上两个铜板补一下，而是用浆糊糊住，等三年回家再补。我祖父当了掌柜三年一回家，还要到文水西山坡割山柴，等再三年回家来柴还烧不完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
文水商人给山西省赚进外汇的情况。文水县在北京干鲜果行的商人，以孝义镇、北张村、武家寨和岳村人为最多。以岳村为例，解放前全村有六百多口人，在干鲜果行的就有一百二十多人，全县估计在两千人以上。如前门“聚顺和”三年一开薪（工资和分利），顶头掌柜的能开一千九百两白银，合两千七百元（一个顶头掌柜一般能开两账，即六年，以后就告老赚养老金），其他二、三掌柜，每年赚六十至八十元，三年开薪可得八百到一千元，剩下顶生意的三年能开二、三百元，二把道能开一百元左右，学徒工小伙计三年能开五十元上下。他们是年工资低而买卖赚了钱，三年头开薪分利馈送大，而等级距离悬殊。如生意不好就赚不上分利馈送了（顶生意以上的人得分利，一般二把道学徒工只赚馈送）。

全北京以一百家像样的干鲜果行计算，平均一百个顶头掌柜三年能赚二十万元，有二百个二、三掌柜能赚十六万，有四百个顶生意的能赚十万元，有六百个二把道能赚六万元，七百个学徒工能赚三万五千元。总共三年平均从北京寄回文水县约六十万元左右，对文水的经济是很大的促进。（以上是七七事变前按银元为标准计算）

（作者岳寿椿同志是文水岳村人，其曾祖父就在北京干鲜果行经商，祖父岳盛茂在北京东华门“聚庆奎”做生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