真正的铜墙铁壁

——忆云周西村的抗日斗争

离休干部 陈德照

我是云周西村人，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，次年参加中国共产党，在抗日战争期间，曾任大象镇农会指导员、云周西村副村长、党小组长、党支部书记。在那个艰苦斗争的日子里，云周西村群众，在党的领导下，发扬了爱国主义精神，为保护我党抗日干部做出了很大贡献，有的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就从日军七次包围云周西的事实完全说明，他们是真正的铜墙铁壁，云周西无愧于“小延安”之称。

一九三七年“七七”事变以后，文水有一二○师、三支队活动。一九三八年四月，文水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，县长顾永田，秘书彭敏。同年八月成立中共文水县委，县委书记陈郁华（对外不公开），当时名声较大的是以大队长名义出面的王金荣以及李贯山等，他们常在云周西发动群众，宣传群众，进行抗日斗争。这年八月间，我参加了县干训队学习，担任了大象镇农会指导员，不久就担任了云周西村副村长。村长李英宗，叫他专门应付日军。任副村长的还有刘树旺、孟喜和、石世芳。

我们执掌村政权之后，坚定不移地执行党和政府的抗日政策，实行减租减息、合理负担和发放流通券。群众可以用流通券买东西、回赎土地、归还债务，它的作用很大，威信很高。群众说：“顾县长真能干，政府发放流通券，修渠打坝都能花，买卖粮食也能用，发展生产有办法。”由于我们执行了抗日政策，生产大有发展，群众的革命觉悟大有提高，全村有二十余名青年参加了抗日队伍。在云周西村军民团结，群情激昂，抗日歌声嘹亮，积极支援八路军打仗，配合政府除奸，踊跃向我政府所在地送粮、送布、送棉花。

一九三九年七月我入了党，任党小组长，党员有刘根生、石五则（解放战争时期叛党，被我方镇压）。这一年，县委书记赵克林，组织部长殷裕，宣传部长李大忠，抗联主任陈华，妇女主任黄波，区委书记韩汝范等，常在云周西活动。

一九四○年，我担任了村党支部书记。这年秋，县抗联主任陈华叫我到北齐村酒坊负责，刘钟秀当大掌柜，我当二掌柜。实际以开酒坊为名，建立我方党的联络站是实。下曲镇地下党员唐墉同志用自行车带上两篓酒做掩护搞工作，到哪里也方便。联络站的任务是保存干部，侦察敌情，发展党的力量，建立党在农村的基地。这个联络站也确实保存了我党的抗日干部。如一九四○年腊月二十三日，“清山”的日军对平川进行扫荡到北齐村，我们将县公安局审讯股长李珠、侦察股长郭世明化装成酒坊工人，没有出事。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，日伪军连续七次包围云周西村，企图抓捕我抗日干部。但在群众的掩护下，都是敌人兴冲冲而来，灰溜溜而去。

日军第一次包围云周西

一九四○年农历腊月二十三日，日军对云周西包围。当时村里住着县抗联主任陈华，区委书记韩汝范、区里的四扣则，二十二团的侦察员以及工作团的人员。特别是陈华同志正患伤寒病，无法转移，在石三槐家养病。日伪军已进了院时，他身边还放着一本《论持久战》，陈德林立即把这本书装在身上。伪军进了陈华住的家，问石三槐女人道：“这是谁”？她说：“是我大伯子，害伤寒病”。伪军们怕传染，就走出去，正碰上两个日军往进走，伪军们对日军说了几句日语，日军就没进来。陈华同志才没出事。其他同志在群众掩护下，安全转移。

日军第二次包围云周西

一九四一年农历正月，信贤村、下曲镇驻上日军。有一天由日军山田队长带领日伪军百余人包围了云周西。那天村里住的县委书记赵克林、县抗联主任陈华、县妇女主任黄波、区委书记韩汝范、区长张有义、公安局股长李珠、郭世明、区上的四扣则以及工卫旅的侦察员等。敌人一到村，就叫村公人敲锣，要人们到庙上开会，每户只许留一人看门，如查出两人就按八路处理。针对这种情形，我们支部发动群众，对我方人员作了安排。首先安置外地人。因李珠是外地口音，也没“良民证”，就叫他到磨坊磨面。让刘胡兰借了个“良民证”给赵克林，叫他到我们的小铺“同心成”当商人。叫郭世明赶上羊群出了村。韩汝范提上箩头去“拾粪”。黄波借了件花花衣服穿去到庙“开会”，我也去到会场。

群众在庙上到齐后，会开始了。日军队长通过翻译对大家说：“谁家住的八路军，赶快交出来，如果被查出，把你们都杀光，把房子烧光”。群众回答说：“我们村没有八路军”！翻译又说：“太君知道你村住的很多八路……”群众异口同声道：“没有”！这可气坏了敌人，他们气急败坏地说：“这村的人真坏，明知住的八路，就是不说……”。但他们怎么咋唬，群众总是个“没有”。敌人无可奈何，只好宣布散会。

敌人走后，我们支部对形势作了分析，他们这次来一无所获，是决不会甘心的，我们要做充分准备，有些外地干部转移他村，以防敌人的突然袭击。

日军第三次包围云周西

日军第二次包围云周西走后不几天，有保贤村便衣正儿（外号拐胳膊）引上日伪军来云周西抓人。他们这次来主要是抓我和韩汝范。他们说：“只要抓住陈德照、韩汝范，就能知道县委书记赵克林和抗联主任陈华在哪里”。

这一天我在北齐村酒坊。拐胳膊到了我家，问我妈：“他儿哪里去了？”我妈说：“他不在，我不知他去哪儿了。”敌人就打我妈，她始终也没说。敌人无奈，就气狠狠地走去。当时韩汝范正在黄莲则家。敌从我家走后，我妈就不顾一切跑到黄莲则家给韩汝范报了信，韩急忙转移到王正高家。敌人去了黄莲则家，打得她要韩汝范，但她一口咬定“不知道”。后来敌人把她打了个半死，但硬骨头的黄莲则也未吐真情，敌人只好扫兴而去。

日军第四次包围云周西

信贤要住下日军后，向各村要情报员。我们就选拔了一个十分可靠能给我方搞情报的石居山，给信贤据点送“情报”，以合法身份出入于日军据点，为我们了解敌情。

一九四一年春，环境开始恶化，我们活动也极为困难。农历七月十五日中午，敌人来了。刘胡兰气喘呼呼地跑来我家告说：“鬼子来了，在十字街，你快快躲开。”她又说“咱们的人还有谁在？”我告她说：“区长张有义在东头石秀文家。”她说“你快走，我去告张区长吧。”胡兰子走后，我就走到对门卯生婶家，她叫我到茅房装便。不一会儿敌人就到了我家，打的我妈要我，我妈说“不在，不知道。”一会儿敌人又来了卯生婶家，汉奸们又问她：“陈德照在你家不在？你家住不住八路？”她说：“我家只有一间房子，还能住下他们？”敌人问了一会就走了。当时我很担心张有义同志。过了一会儿，卯生婶出去探听消息回来说：“张有义和石秀文两人相跟上，拿着泥瓦匠工具，装作上坟修墓碑出村走了。敌人又扑了空。

敌人没抓住我们，就把他们的恶性气刹在送”情报“的石居山身上。第二天石居山去信贤据点送情报，敌人就打他。说：”你们村常住八路，你连个确实情报也送不来？“居山临危不惧，申辩道：”我村没八路，你们不相信。有人胡说有八路，你们就相信。你们去了捉不住，就打我，我有什么办法呀？“说得汉奸们没说得了，就把他撵了出来。

日军第五次包围云周西

一九四一年秋的一天，敌人第五次来村捉八路。当时在平川活动的同志不多了，经常在云周西的有韩汝范，张有义、陈华、赵克林、范铭等。这天只有张有义在我村。敌人来时，张有义正在村书记员（会计）段开基家，敌人进段院后，段开基的女人就把张垒到被子垛里。敌人进屋后，问有没有八路，段妻说：“没有”。敌人看了看再无别人，就走了。他们哪知被垛里藏着一位“八路”呢？

日军第六次包围云周西

信贤村的日伪军几次来云周西没抓到一个八路，死不甘心。他们凶神恶煞地于一九四一年冬的一天，牵着洋狗又来到云周西，到李玉芳家，要她交出区委书记韩汝范，她说不知道，敌人就打她。敌人怎么打她，她也不说。后来敌人把李玉芳的衣服剥掉，和洋狗放到一个家，洋狗把李玉芳咬得浑身是血，她始终是“不知道！”敌人毫无办法，只好偃旗息鼓，滚了回去。

日军第七次包围云周西

日伪一次又一次包围云周西，没抓到一个八路。于是他们就改变了花招。一九四三年春的一天，敌便衣伪装成我八路军来村，公人石居山误以八路军接待了他，他探明韩汝范在村，而且知道韩是木匠出身。所以第二天一早，城内日军宪兵队和汉奸们就来了云周西，把所有的木匠铺和接近八路军的人家都包围了。

但是敌人没有抓到我们。因为前一天晚上，我和韩汝范在西头“同义魁”小铺和开小铺的陈兰亭、石启华闲谈到午夜，就住在小铺内。第二天早上约六点钟，胡午儿在后窗上告诉了我们敌人包围的情况。我俩趁街上没敌人，就提上箩头、扛上铣出了村。

敌人没抓到我们，就打村长张德芝、书记员段开基，特别把石居山吊了起来，进行毒打，问他要八路，但他始终不讲。敌人就把他三人和一个教员带进城，对石居山用尽了刑法，但他宁死不屈，为了革命壮烈牺牲。其余的人经花重钱赎回来，但因他们受尽敌人折磨，除段继安外，不久都死去了。他们为了保护革命干部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

敌人七次包围云周西都以失败告终，觉得用大队人马抓不住八路，于是就派了个别汉奸出来捉人。有一次，信贤据点便衣刘三则，在村东头石廷玉洋井地里和韩汝范相遇，两人搏斗起来。村里的公人到高粱地里把文政同志唤来，把刘三则提住捆起来。经过教育释放了他。事后刘三则告别的便衣说：“咱们捉住八路就交给日本人，就被杀害。人家八路捉住我，教育了一顿，放了回来，八路军多宽大呀？以后可不敢害八路军了。”自一九四三年后半年，形势就一天天好起来了。